湖南作为中国的“人才首都”，是中华文化优良基因的集结地，也是文化基因变异的大本营。湖南文化的两个杰出传统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文化性格使湖南人负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总是能积极入世，经世济用，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舞台上呼风唤雨。而与时俱进的文化性格使湖南人总是能准确把握时代的主旋律，引领时代，开创风气，永远奋进在时代前列，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扮演中流抵柱的作用。

“旷代异才”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唱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土；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首歌既是对湖南人担负的使命的一种归纳，也包含着对湖南人和中国人命运关系的思考。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的总结：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人，湖南就要做他的大脑；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台计算机，湖南便是它的CPU。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要了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和命运走向，请从了解湖南人开始。要洞察中华民族的文化趋势和演绎规律，解读湖湘文化则是一条捷径。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人的成才，是一种T型结构的产物，人赖以生存的文化和土地是“T’字中的一横，它决定人的基本素质，而人独特的性格和动机则是“T’中的一竖，它决定人能否崭露头角。
这一理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政治领袖和企业首领将“T’理论视为识人、育人和用人的宝典。
本书是中国第一本尝试用“T’型理论解读湖南人才群落崛起奥秘的著作。湖南出人才，是因为湖南有得天独厚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能够卓然屹立，为中华民族起到顶梁柱的作用，是因为历代湖南人敢于篾视固囿，突破藩篱，不断地将湖湘文化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上个世纪20年代初，年轻的毛泽东就曾经在长诗中不自觉地用“T”理论解析过湖南的人才问题：他形容湖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山川地貌时指出：“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灵气曾钟此。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毛泽东认为，湖南特有的山川文化是湖南人成为近代中国“人才首都”的背景所在。毛泽东接着又预言指出：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如此。（同上）
这就等于明确指出：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必将使他们成为革新湖湘文化的巨大动力。
毛泽东的这首诗已经80年过去了，时至今日，人们不能不惊叹这一预言有惊人的准确性。
我是一名新闻记者，不是预言家，我只能运用新闻人最基本的分析手段来解读湖南人，那就是用事实说话。在写完本书时，我试图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关于“湖南人”总结起来应该说这么三句话：
中国多亏有了湖南人；
中国幸亏有了湖南人；
谢谢你，湖南人！
（作者介绍：周兴旺，湖南省邵阳人，青年学者、教育评论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获新闻硕士学位。现为工人日报记者，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著有新闻、教育、文学作品数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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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湖南人的精神特征分析
湖南人始终在追求一种极端的精神
　 湖南在地域上不是中国最大的省，在人口上不是中国最多的省，而在文化上却是最有特色的省之一。湖南人走到哪里，都很扎眼，他们的语言是我们国家最特殊的一种方言，像其邻省四川、湖北都属于北方语系，广东、广西都是粤语，而湘语系就像湖湘文化一样只属于湖南这个弹丸之地。湖南人很得意自己的语言，就是说普通话的时候，也喜欢露出一些方言的尾巴，他们觉得“很韵味”，没有哪种语言比自己的语言更加传神、生动。湖南的语言很洒脱，也很有点蛮劲，湖南的年轻人见面打招呼很有特点，他们不是很斯文或者优雅，尤其是在好朋友面前，比如“你这该死的，好久有看见你，你死哪里去？”还有更绝的，“你这个小畜生，最近 死哪里去了”，他们觉得这样很亲切。
曾经有一位刚刚尝试北京生活的长沙女孩，在和自己的同事关系处得很好以后，就有点得意忘形，有一次，一位男同事开了一句玩笑，这位湘妹子很激动地来了一句：“你这个流氓。”结果，北京人生气了。这个湘妹子也很尴尬地说：在我们长沙，这仅仅是一句寒暄用的语言，没有任何含义，因为，在湖南女人看来，流氓型的男孩是一种蛮有意思的男人气呵。还能表示欣赏或者喜欢的一种情感。
但是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可能接受湖南人的文字游戏，这就是湖南的个性文化。
湖南人喜欢大块吃肉，也喜欢大声骂娘，湖南人喜欢说话算数，湖南人喜欢一马当先，湖南人最敬重强者，但是湖南人不喜欢俯首称臣，湖南人能侃能吹牛，但是转眼也能把牛变成现实。
湖南人的文化一直以“辣”为特色，说到“辣妹子”，多半是指湖南妹子，因为他们的文化里面比四川、比湖北，浸润了更多的辣的风格。湖南人的辣是出了名的，表现出来就是一种豪气冲天的果敢和无所不能的锐气，这是一种最自信、最有闯劲的表现，湖南人说话声音都是响亮无比，走路风风火火，做事麻麻利利，胸怀坦坦荡荡。
这种辣的性格使湖南人特别讲义气，湖南形容朋友之间的关系，有句话叫“头砍下来给你当凳坐”。有人说，湘女多情，实际上为什么说她多情，就是因为她们那种敢恨敢爱的爽直性格决定的。所以说，湖南人的辣，其实是一种达到极致的强硬刚直的性格。
湖南人不能说不崇尚高雅，它的高，它的雅，也是带着他的风采和个性，湖南的艺术家、湖南的画家、湖南的音乐家。
湖南的艺术都带着一种很炽热的情感，很丰富的内涵，让人觉得“只有吃辣椒的湖南人才会有这样的激情”。谭盾的音乐不仅悦耳动听，还能展示一种湖南的乡土文化，看着他的表演，似乎就那么几个水盆，几节竹竿，就能把音乐打造得比萨克斯还能吸引老外。李谷一、宋祖英、张也等等这些爱吃辣椒的嗓子个个都是金嗓子，近年来，湖南的文化市场红遍了中国的半边天，湖南的电视节目在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的市场占有率也让北京人吃了一惊，说湖南的节目还真不错，有声有色，尤其是《快乐大本营》、《真情对对碰》等名牌栏目收视率特别高，他们还说，湖南人在电视里都有一种“火爆气”。至于齐白石的画，黄永玉的词，就更是出神入化，独树一帜了。最好的酒产于贵州，但第一个搞文化酒的却是湖南，“酒鬼”酒就出自湘西，价格压过茅台，让贵州人大跌眼镜。湖南人的这种性格使他们个性峰岭，痛快淋漓。
很多外省人都说，你们湖南人真厉害，以前认为你们只会打仗，当大官的也很多，现在发现你们还能经营文化，还很有市场经济意识。看来吃辣椒的人什么都能干。湖南人的聪明才干是一流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光有聪明也未必成事，湖南的文化学者一直在探索着湖湘文化对湖南人的影响，他们发现湖南人的精神中有一种最原始、而又最先进的基因那就是“霸蛮”，这也是湖南人为什么辣，为什么大胆，为什么果敢，为什么敢干的真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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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蛮”，就是向自己的权限挑战的精神。 (解读湖南人的“蛮”)
湖湘文化的特质，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这个“蛮”，首先是一个地域的和民族的概念。商周之际，长江以南为吴、楚两大诸侯国的封地。两国未立之时，这里都是蛮族居住的地方。太伯初至江南，得到千余家荆蛮的拥护，得以站稳脚跟，建立吴国。楚国立国的时间不如吴早，熊绎在周成王时始封于楚，比太伯坐吴的时间晚了大约一百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国在对待商周文化和蛮族文化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吴对黄河文化，特别是周文化采取一种认同的态度。在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的过程中，注重并自觉地向黄河文化学习。楚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楚在兼并周围的小国家和要求周给予王的称号时，往往打出“我蛮夷也”的旗号，要挟对方。这种以蛮夷为标榜的事实，说明了楚人对蛮夷文化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楚人把自己推 到了周人的对立面，使周人对他怀有戒心和敌对情绪。楚文化及楚人受到周文化和周人的歧视。这种歧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未能促使楚人像吴人那样去向周文化学习，反而使楚人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在“蛮”的特质的方向上发展。
司马迁在述及吴、楚两国中的蛮族时，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两个不同的名称。按照我们现在的一般理解，荆与楚两个地理概念大致相当，荆蛮也就是楚蛮。但是，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只称荆蛮不称楚变，在《楚世家》中只称楚蛮不称荆蛮。可见，荆蛮与楚蛮在司马迁那里是有区别的，而且，这种区别是十分清楚严格的。从两者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大概谁知，以太伯作吴为界线，太伯作吴以前，江南之蛮通称荆蛮，太伯作吴之后，司马迁就改称夷蛮，或直呼之为吴了。名称的变换表示着内容的变换，表明蛮人的一部分与
吴人融合、同化，一部分向更边远的地方迁移。司马贞《索隐》说：“变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指的或者就是这种情形。居住在湖湘一带的杨越（粤），也就是蛮族人的一支。它构成楚蛮的一部分。
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变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的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包括“沅有生兮醴有兰”的自然环境；包括“被薛荔带女罗”的服饰；包括“信鬼而祠”的民风民俗，包括“荜路蓝缕”（《楚世家》）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
“蛮”的文化物质的第二个层面是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但是，这种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内的楚人身上表现特别强烈，特别突出。《离骚》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在胜利之后，都想要回归故乡。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难解的怀乡、恋乡情结。
“蛮”文化特质的第三个层面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只有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爱国主义在楚人身上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执著。蛮，也就是执著。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变，这种执著。屈原更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属于第三个层面的，还有一种自强的精神，从先王能绎立国荆山开始，楚人就具有了一种荜路蓝缕、奋发图强的精神。这种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周王室分封不公，“齐、晋、鲁、卫，昔封皆受宝器，我独不（否）”。（《楚世家》）这种待遇之不公，促使楚多次问鼎周室，不断开拓疆域。把楚国的版图扩展到淮河、黄河流域，包括今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的广大地区。只是后来由于楚国内部发生了矛盾，给秦国造成了可乘之机，后来居上，统一了中国。否则，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楚人自强之心并未泯灭，如上所述，秦灭楚之后，民间便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而秦亦竟为楚人所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所以说，湖南人与生俱来的蛮劲，是一种特立独行、自强不息、虽九死而不悔的执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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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蛮”是湖南人的性格中最重要的特征
湖南人的霸蛮给人的感觉是个性强。毛泽东、朱镕基、龙应台、黄永玉、龙永图，都特有个性，尤其跟斯文的江浙人，憨厚的北方人，精明的广东人等外地人士在一起，湖南人就特别地显出他的颜色。
人们对湖南人的感觉是，敢说，敢做，个性张扬。湖南籍的龙应台，走到哪里，就把“旋风”刮到哪里，言人之所不敢言、不能言，很有些蛮劲呐！湖湘土人并无一般书生的那种柔靡、纤巧之风，总是充满着豪迈、刚勇之气，既能著书立说，又能用兵打仗，扎得硬寨，拼得死命，兼书生意气和武侠豪气而有之。所以湖南人做起事来说起话来，不但坚韧不拔，而且痛快淋漓，往往一下子就把话说到了底，把事做到了位。你还在拐弯抹角咬文嚼字，他那里已经一把辣椒放了下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这地方，古称“三苗”。山高路远，地老天荒，历来是远离中原的“化外之地”，也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处之所。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湘省连遭战乱，人丁锐减，十室九空，于是有了大规模的两次移民，即民间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韶山毛氏先祖毛太华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吉安人。山民有刻苦强悍的习性，移民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都要筚路蓝缕、忍辱负重，因此他们都得“霸蛮”。不“霸蛮”，活不下去呀！
霸蛮，就是湖南人精神最显著的特征。陈独秀有一篇文章，叫《欢迎湖南人底精神》。通读下来，你会感到他说的就是“霸蛮”。陈独秀是安徽人，他不会说这两个字，但湖南人自己能体会出这两个字的含义。曾国藩一介儒生，从来没有打过仗，却领兵出征，屡败屡战，最后打出个“无湘不成军”来，是不是霸蛮？左宗棠抬着棺材进新疆，不向沙俄让寸土，是不是霸蛮？王夫之蛰居瑶洞四十年写成等身著作，没有霸蛮精神行不行？实际上，湖南人的许多性格特质，如倔强、刚直、英勇、坚毅、强悍、豪侠等，以及“特别独立之根性”，都可以称之为霸蛮精神。毛泽东早在1920年就说过：“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蔡、黄，邦之模范。”曾即曾国藩，左即左宗棠，蔡即蔡松坡，黄即黄克强。至于鬻熊，则相传是楚人的祖先。也就是说，湖南人的精神，可以追溯到楚文化，但主要彰显于近现代。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在近现代得到了发扬光大，还是在清代咸丰、同治之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这是一拨；谭嗣同、唐才常，又是一拨；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又是一拨；然后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所谓“湘省土风，云兴雷震，威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语）。其实，早在道光年间，邵阳人魏源即已应林则徐之请，编成了被日本维新志士奉为至宝的50卷《海国图志》。日本人能够取得明治维新的成功，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应该说也有湖南人一份功劳。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是霸蛮，“但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也是霸蛮。“霸蛮”不是霸道，不是野蛮，而是坚韧不拔，是果敢刚毅，是不怕鬼、不信邪，是“打脱牙齿和血吞”，是“不到长城非好汉”，是拼命硬干，埋头苦干，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精神。
近年来，湖南人把“霸蛮”精神用在中国的体育事业上。所谓“霸蛮”，便是“拼命”，舍生忘死，用现代体育术语讲便是“拼搏”精神。陆莉、熊倪、龚智超、刘璇、杨霞等等优秀的运动员成了世界耀眼的体育新垦，近年来湖南取得的体育成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尤其是湖南的体操，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选手，湖南体操队风行体坛二十余年而不衰，除了“一条龙”训练体制外，更重要的是教练队伍中的拼命精神铸造了辉煌。湖南体操队有个老教练叫范嗣光，70年代初期便诊断患有败血症，严重时每年更换一次血，但他三十年如一日，“钉”在体操房不挪窝，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的教练员和闻名世界的运动员。每天清晨，体操房的灯光最光亮起；夜晚，体操房的音乐最后停止。湖南田径队短跑教练邓征标，由教练员做起，一步一步直到体育技术学院院长，年过花甲退下来，又回到田径场，与运动员风雨同舟。田径队还有位女队教叫林建斌，因多年劳累，不幸身患癌症，住进医院，同志们去看她，她念念不忘运动员的训练情况。
不要命的教练员带出了努力拼搏的运动员。三级跳运动员邹四新，多次获得全国比赛和亚洲比赛冠军，至今依然在九运会赛场上出现；省体工大队副队长张连标，是标枪运动员，广岛亚运会冠军，年过35岁，在九运会上风采依然，一枪投出80余米。
当然还有熊倪，早在四年前便要退役了，但为了湖南体育“力争再创辉煌”的口号重返碧池，以27岁的“高龄”战胜众多世界级顶尖选手，继悉尼奥运夺金之后九运再度夺冠，以感人肺腑的事迹铸成“熊倪精神”。
所以说，霸蛮造就了湖南人的辉煌。这种刻苦强深的性格使他们从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湖南山区崛起，昂首走向世界。
霸蛮是一种极端的组合
著名的湘籍人士易中天教授认为，每一种文化精神其实都是要有“补结构”的。比如西方文化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就是一对“互补结构”，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乐感意识”也是。“霸蛮”的“补结构”就是灵泛。实际上湖南人当中，既不乏“霸蛮”的人，也不乏灵泛的人。湖南人对“霸蛮”和灵泛，也从来就是既肯定又批评。有时候他们赞美“霸蛮”，有时候又欣赏灵泛。这也不奇怪。事物都有两重性，就像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霸蛮”的反面是霸道、野蛮，灵泛的反面则是狡诈、油滑。所以，一个人太“霸蛮”固然不好，太灵泛就更不好。最好是把“霸蛮”和灵泛结合起来，骨子里“霸蛮”，行动时灵泛，或者精神上“霸蛮”，方法上灵泛，也就是“霸蛮为体，灵泛为用”吧！
不能简单地说赞成还是不赞成湖南人的霸变精神。“霸蛮”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是应该肯定的；“霸蛮”去做什么事情，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问题并不在于“霸蛮”不“霸蛮”，而在于“霸蛮”做什么，以及在做的过程中讲不讲科学、民主，讲不讲方法、策略。不讲科学的“霸蛮”是野蛮，不讲民主的“霸蛮”是霸道，不讲方法的“霸蛮”是愚蠢，不讲策略的“霸蛮”是鲁莽。这样的“霸蛮”就不可取。还有，如果要做的事情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越“霸蛮”越糟糕。此其一。
其二就是“霸蛮”本身也有问题。“霸蛮”者多气盛。气盛者多半刚勇、劲直、强悍，有情义有担当，一身傲骨敲起来铮铮地响，这是好的。但“气太盛”，则“多不能虚衷受益” （湘人皮锡瑞语）。脾气犟的人，一般不怎么虚心。
其三就是光“霸蛮”也不行。世界上的事情很多，有的要“霸蛮”，有的就霸不得蛮。做生意就不能“霸蛮”。湖南人做生意过去是不太行的。德国人里希霍芬在19世纪末就说过：“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 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看不到湖南人。”民谚也有云：“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究其所以，恐怕就因为湖南人蛮勇有余而灵活不足。这就常常会碰钉子。因此，以“霸蛮”为文化精神的湖南人有时也会对别人说：“莫霸蛮罗！”所谓“莫要霸蛮”，往往也就是要“灵泛”一点的意思。（注：灵泛，意思是指灵活、机动、机智多变，下同）
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湖南人霸蛮的性格注定他们是打天下，开风气的主，这样的性格在战争和动荡年代，在危急时刻能够力挽狂澜，尽显英雄本色。而在和平年代则由于缺少灵活性与团结精神，很容易成为没落的贵族。湖南人过去的辉煌与今天的没落，不能不说是他们特殊的性格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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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解读湖湘文化的钥匙
千年学府的魅力
提到湖南人的精神，不能不提到湖湘文化，提到湖湘文化，就不能不先说一说岳麓书院。
据岳麓书院的档案记载：自公元976年书院正式创立，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恰好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在千年之交的今天，这里的变迁见证着历史与文化的流向。回首过去一千年，岳麓书院一直以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岳麓书院其历史比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更加久远。到这里来讲学的在当时都是名家，如朱嘉、王阳明、周敦颐等学者，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中心。培养出很多“传道济民”的人才，同时在它的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为国家输送了大批的政治人才和思想精英。思想家王夫之，爱国思想家魏源，政治家陶澍，外交家郭嵩焘，军政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维新派唐才常，革命先锋陈天华、蔡锷，教育家杨昌济，因而得“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之名。
说到岳麓书院对湖南和中国的作用，就好比说到牛津、剑桥之于英国，哈佛、耶鲁之于美国一样。
　 南宋时期，朱熹两度来此讲学，书院盛极一时，进而逐渐发展成为理学史上颇负盛名的“湖湘学派”，大批学术“巨子”和抗金名将从岳麓书院走向社会。
　 明代中后期，岳麓书院再度复兴，大儒王阳明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之际，王夫之等四方学者络绎不绝来此讲学。
　 晚清以后，这里更是鼎盛一时，培养出众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人才群体，其中最著名的有：以魏源等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为代表的“中兴将相”；以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
　 1916-1919年，青年毛泽东也曾数次寓居于岳麓书院，他和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谢觉哉、李达、罗章龙等大批师生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在岳麓书院，现代教育体制已彻底取代了沿袭千年的传授方式，但书院优秀的传统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走进书院，那块“实事求是”的匾额巍然高悬，这种学风与三湘大地人才辈出有着重要的关系，其无形的学风影响甚至超过了有形的学制影响。所以，岳麓书院是湖南人的文化圣殿。岳麓书院承载了湖湘文化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几乎是同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它成为湖湘文化的象征。
　 现在人们一谈到湖湘文化，总会讲到岳麓书院，而讲到岳麓书院，则又总会联想到湖湘文化。岳麓书院是现代湖湘文化人的精神“圣殿”，人们将岳麓书院视为湖湘文化的思想发祥地。到今天，湖湘文化中的精髓思想仍然在影响着湖南人。
　 从中唐到五代，湖南先后出现了石鼓、岳麓两书院，是见诸记载的中国书院之始，更开创了湖湘以重教育著称的先河。
　 两宋时期也是湖湘地方文化在全国形成自己特色的时期，就是在该时期湖南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中的重要学派——湖湘学派。
　 虽然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是地道的北宋年间的湖南人，但是因为他的主要活动不在湖南而在江西，他对于本土的影响也不大，而把他所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湖湘学派的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俩。胡宏的一名弟子叫张拭，在理学的各个领域都下了功夫，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清人黄宗表说他所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可以说是一位发扬和光大师门的人物。
　 张拭主要以岳麓书院为学术据点。他的门人弟子有彭龟年、吴猎、游九言、游九功、胡大时等。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张拭接待了从福建崇安前来访问的闽学派理学大师朱熹，张、朱二人在岳麓书院会讲二月，就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切磋问难。通过这次会讲，使得湖湘学派与闽学两派得以互相取长补短，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理学的发展。
　 由胡氏父子创立的湖湘学派经张拭之手得以向外传播，走向全国。如宋明理学大师魏了翁通过张拭的蜀中弟子范荪吸取张拭一系的学说，在四川蒲江和湖南靖州先后各办起一所“鹤山书院”，不仅使“蜀人尽知义理之学”，而且使“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求书从学”，扩大了张拭思想的影响，沟通了湖湘与巴蜀文化的交流。
　 岳麓书院在当时就成为了各种学术交流和各种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场所，不仅仅推动了湖南教育事业的发 展，使得湖南人开了重视教育的风气，还为近代湖南人才辈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文化基础。直到现在湖南还是十分重视教育，湖南人有句名言“砸锅卖铁也要送孩子上学”，湖南省每年的高考录取分都位居全国的前列。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湖南人是有相当的自信度的，湖南人最喜欢的四个字就是岳麓书院门联上的“惟楚有材”。
　 岳麓书院的交流开放，海纳百川的精神和湖湘文化是互相辉映的，而且这种精神是近代湖南人开放务实心态的源头。它当时的很多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思想上的一些特质仍然对现在的湖南的教育理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现在的湖南大学在构筑自己教育理念、办学思想、校园文化时，就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的文化精神、教育传统。这样，优秀的湖湘文化就被吸收到现代湖南文化、现代高等教育中来。
　 同时岳麓书院在传播和繁荣湖湘文化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宋代，湖南除出现湖湘学派，理学上在全国有自己的特色外，在经学、史学、地学、文学艺术、医学及考据学等方面也都有非凡的建树。
　 除了贡献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以外，岳麓书院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奇伟。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指导理论的最重要的两句话“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都是岳麓书院率先挖掘与阐释的。就说这一点，岳麓书院就堪称中国最杰出的哲学社会科学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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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记载着湖南人的心灵史
　 作为一个湖南人，甚至作为一个中国人，岳麓书院是不能不去参观的，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能告诉我们湖南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中心，这里曾经走出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这里曾经是掀起中国一轮又一轮改革的策源地，这里承载着最典型的湖湘文化：坚韧、刚直、开拓、创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实事求是，经世济用。
　 从历史源流来看，岳麓书院的创建、发展几乎是与湖湘文化的建构同步的。它作“天下四大书院”之首，标志着湖南地区文化教育落后局面的打破和湖湘文化的崛起，湖湘文化的诸多特质，特别是思想学术方面的特质，均在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教育传统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湖湘文化成就的最显著标志，就是涌现出一代代炳耀史册的知识群体，而他们基本上与岳麓书院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学源关系，岳麓书院门联上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是湖湘文化成就的最好注脚。所以说，岳麓书院已经被视为湖湘文化的象征，成为湖南人的精神
圣殿，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品位和成就。
　 岳麓书院之所以绵延千年而不变，在各个时代都能为中国的文化贡献远大的力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岳麓书院有一种特有的创新精神，继承传统又不困于传统，发挥优势又不固守优势，而是时时注意扬弃自我，不断地超出自我，这种精神凝聚成了湖湘文化中“与时俱进”的文化物质。从宋代开始，岳麓书院曾经一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术中心、教育中心，而面对对世纪岳麓书院的目标定位为：湖南大学人文科学的教育基地、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基地、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心。岳麓书院将继承其优秀的学术传统，并将以更加开放的形式
，吸引省内外、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在此研究、讨论、讲学。近年有很多文化界的名人，还有科技界的精英，都来到这里讲学。岳麓书院讲堂将不仅仅是一段凝固的历史，它依然要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与时俱进，重新恢复它的学术地位，成为解读湖湘文化的新钥匙。
　 可以说，岳麓书院的文化精神就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核心，岳麓书院文化精神的历程，是湖南人的一部无形的心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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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湖南人的精神源流探析
湖湘人——中国人的另类
自古以来中国北方产顺民，南方产刁民。
湖南则是中国南方最产刁民和产最刁民的地方。
　 打开湖南各地的地方志，触目皆是起义、暴动、战争，从钟相、杨幺到乾嘉苗民，从湖广士兵抗倭到湘西延绵半个世纪的匪祸，一片揭竿血刃的杀戮之声。近现代史上，更是一派刁贼风范：湘军故里、维新运动红火的省份、武昌起义首应、全国农运中心、抗战重要正面场……
湖南就是以这样带着血与火的造反者形象进入了中国人的历史大视野。
　 湖南人的性格里有某种火的特质，那是一团未经人类文明雕琢污染的野性的火，热烈、简单、直白，自然而张扬，酣畅而放肆。湖南人粗俗质朴的激情和强悍粗野的生命赋予他们一种野性的力量，所以，要想湖南人循规蹈矩，对上司惟命是从几乎是不可能的。湖南人从来就是最难统治和规范化的一群，除非你有足够的力量让他们心悦诚服，否则，他们总会有办法让你头疼。
　 所以，湖南人公认为“厉害”。湖南妹子绝不温良恭俭让，爱上湘妹子无疑是一种挑战，引导她们去爱一个人、听一个人的话是件很难的事。但她们一旦爱了，会死去活来、死心塌地，有湘夫人的斑竹为证。
相比之下，湘伢子就显得过于粗糙，类似原始部落里的酋长，头上顶着三根野雉毛，双手举着叉肉，在篝火边怪叫直跳。这种酋长意识决定了他们对爱的理解是：为她承担一切。爱对湘伢子来说，与其说是幸福，不如说是责任。
湖南人是不定型的，就像凡高的画，总显得毛糙、潦草。现代社会的精致和井然有序，湖南人总是缺少，它给人的感觉是总在从野蛮人进化为现代文明人的过程中，但总是没有完成。或许，是他们本身就不愿完成，而宁愿在都市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间保留一些原始丛林的野趣和不规范。等同于这科野趣与桀骜不驯的，是湖南人的真诚和率直，湖南人稍欠幽默感，似乎是哪怕只轻轻一笑，也会减弱他们对生命沉重的体验和认知。他们不怕死、重义气和气节。普希金年纪轻轻为争一口气死于决斗，很多文明人不理解，湖南人懂。换了湖南人，也会这么做。沈从文说湖南人是乡下人，没错。事实上，如果高更是中国人，他就根本不必刻意到土著居民里去寻找原始的生命或野兽的气息，只需到湖南来就是了。
湖南是中国的非洲。再文明的湖南人在骨子里也残留着原始的野性，这种野性常常被误解为习蛮、落后和愚昧。其实，正是这种不高贵但绝对真诚的野质生命，使他们与自然相处得异样和谐。洞庭湖荷叶田田、水天一色，张家界龙吟细细、风月无边，衡山江天潇潇、清霜冷雁，湘西吊角楼凤尾森森、袖生白云，甚至不知名的琅山、南山、辰水、邵水，都美得让人心醉。
　 这还是一块盛产山神、女巫和美丽神话的土地：炎帝被同父异母兄黄帝追杀，从甘肃凄凄惶惶一路南下，最后长眠在茶陵一个偏僻而宁静的小山村；三闾大夫屈原和柳宗元得意过后都曾两居在湘；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羽化而去；湘夫人斑斑血泪，难诉衷肠；小乔初嫁了，终于也玉喷香消在此潇湘夜雨洞庭秋月中；还有那秦时明月的桃花源，牵痛了多少骚人墨客的归隐梦。山水与神话如此水乳交融，和谐统一。看到湖南人怡然自乐得像一棵树、一株草似的生存于山水之间，你或许能明白中国哲学中一个重要命题：天人合一。
　 然而，也正因了这亲近自然的原始和野蛮，湖南人一次又一次错过了被文化开发、引入现代文明的机会。
这里曾经走过多少达人智士，但最后却没有一个能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在文化的海洋里，湖南是一块永不进水的石头，而且磨不平棱角。
　 我们还记得湖南的文化启蒙，那是勃起于春秋，鼎盛一时，终在吴起改制中式微的楚文化。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正是在这勃忽之间，湖南人奠定了其性格最初和最大本质的部分。
　 楚文化时期是湖南的童年，湖南人从小就乖张、狂野。几百年后，李白还唱道：“我本楚狂人”。如果说其东部吴越文化的特点是俊秀清雅、纤巧柔腻，西毗巴蜀文化是才华恣肆、闲散虚浮的话，那么楚文化无疑是诡秘飘忽、清奇瑰丽的。楚文化的美丽透着妖冶和鬼气，骨格清奇，妙在邪正之间。它养育了种种鬼才：投江的屈原，不得志的贾谊，造纸的蔡伦，看世界的魏源，毁誉参半的曾国藩，敢为天下先的谭嗣同，闯北京的沈从文，打天下的毛泽东……奇怪的是，除了毛泽东，其余人在湖南留下的痕迹竟都远比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要浅。湖南人似乎谁的贴也不买，任凭他们在一片沉寂的冷默中销声匿迹，就像不曾存在过。湖南人的狂野，是不是拒绝了太多的东西？自然和原始是双刃剑，它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湖南，同时也局限了它，“成也，败也”，真理只在这成败之间。
　 楚文化随风而逝后，老子来过，庄子来过，禅宗的八祖石头和尚也来过，但终于都走了或死了。《道德经》、《逍遥游》和“即心即佛”都乘风归去，湖南依然故我。
　 现在，湘中的山道上走着一个人，他将要掀起湖南文化史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思潮，这同时也是湖南礼教文化史上最惨痛的一次流产。
　 朱嘉听说一代大儒张拭在岳麓书院讲学，声誉鹊起，一半是自傲，一半是探讨，他来到了湖南。朱张在雨夜抵股而谈，竟至彻夜。他们讨论起孔子的“仁”和儒家的“格物致知”，第二天一早又一起从岳麓山下出发，乘船经过后来毛泽东年轻时常去游泳的橘子洲头，到当时的长沙城里去讲学。朱、张努力着，想要“以致克己求仁之功”的劲风吹热这里冰冷的文化空气，告诉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要遵从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而这和湖南人的性格是多么地格格不入。他们终于失败了。虽然宋真宗老人御笔亲书的“岳麓
书院”门额还在，虽然岳麓山下每一片树叶响时都还隐隐有“存天理”之声，但仅仅几十年后，精雅的藏书阁里已没有书香，而直至今日，湘江边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校的大学生中依然有很多人不知道“朱张渡”的来历。惊心动魄的道学南系湖湘学派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了，消散得那么干净，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几十年后，心学大师王阳明因为宦海沉浮，两度途经湖南，其中后一次还在湖南过的年。他怀着仰慕之心想探访一下岳麓书院，而当时的长沙太守却不得不提前派人去打扫一番，因为那时的岳麓书院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
　 再过一两百年，湖南人王夫之（号船山先生）在揭竿而起反清复明失败后，隐居衡阳船山，埋头著述，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性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贡献，相当于黑格尔对西方哲学的贡献。而就是这样一位硕儒巨子，其生前居然默默无闻，几乎没有一个湖南人知道他，更没有一个湖南人重视他。这时再回头想想当年的朱张会谈，现在的状况也不再奇怪，湖南纵有十个王夫之，始终也拾不起这失落的文明的碎片。
　 清朝末年，历史给了湖南人最后一次机会。文质彬彬的曾国藩连年征战、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衣锦还乡，在湖南大开科举，力兴儒学。一时文人奔走、学子相告，然而，三湘掀起过儒学狂澜，却在一片喧嚣之后尘埃落地，再继乏人。
　 真不知道是光荣还是耻辱，迄今我国的第一把钢剑，第一枝毛笔，第一张地图，最完整的汉墓，最完好的古尸，最早的青铜乐器，都产生在湖南；中国四大书院，湖南独占其二……湖南从来就不缺文明，少的只是对文明的接纳和内化，因此也产生不了那种自内而外的儒雅之气。毕竟是没有文化滋润的土地啊，毕竟是未曾开发的民众。流行一时的潮流文化，又怎放他晚来风急，骨中野性？
　 于是，湖南养育了数不清的政治家、军事家；湖南高产的，是直接作用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型人才，不是以“空谈”、“玄思”影响人类文明历程的智慧型人才。对于这一点，当然无所谓功过是非的评定，只是想起来，偶尔会让人感到遗憾。
以上是一个湖湘文化学者关于湖南人的一种史诗一样的描绘，其实，湖湘文化也的确与湖南人一样，是中国文化中的另类，如果说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那么湖湘文化就是道家或者墨家，总之不是那个酸不拉叽、温良恭让的儒家形象。如果说儒教崇尚的是正人君子形象，那么湖南人更喜欢匪、喜欢孔夫子痛斥的盗路， 喜欢狂捐的诗人和落拓痛哭的落第才子。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格调是静止、是循环、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返古崇拜，那么湖湘文化的主体诉求就是运动、是打破平衡、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永动追求，是要么痛痛快快生、要么干干脆脆死的达观和豁朗，总之，是决不甘心猥猥琐琐、苟且偷安、在一潭死水中度过漫长而乏味的人生。
　 这就是充满着野性、动感又瑰丽质朴的湖湘人的精神追求。湖湘文化的三个源头一位长居长沙岳麓山下、对湖湘文化有长期研究的湘籍学者认为，湖湘文化的形成有三个源头。他在岳麓书院的文庙中读的小学，毛泽东青年时在岳麓书院自学期间的卧室正好是他所在班的教室。生于斯、长于斯，常常观摩着高挂在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堂上古老的“实事求是”匾额，对湖湘文化自有一种比他人更深的感同身受。这位学者感觉到湖湘文化有三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湖湘文化有三个源头：
　 1．湖南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湖湘文化激越冲突的个性
　 自古湖南属楚，湘楚文化实为一体。从现存的楚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湘楚文化先人的激越、浪漫和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一特点？这种文化特征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同江南水乡的文秀和蒙古高原的雄浑一样。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的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摄氏度，夜晚的气温仍可高达33摄氏度。而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
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尽管湖南号称为“鱼米之乡”，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劣的荒蛮之地，以至于贾谊分配到长沙作王太傅，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劣，冬寒夏暑，春秋两季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如《楚辞》中的离骚、天问、招魂，湘楚巫文化中的祭祀，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漆画等，其不同于黄河流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追求对称和工稳，而是更跳跃、更激情、特别是表现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二千多年过去了，湖南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依旧，人则从屈原到欧阳询、怀素，到王船山、魏源。曾、左、彭、胡，到谭嗣同、王闿运、齐白石，到黄兴、蒋翊武、蔡锷、毛泽东，这种情怀和精神一以贯之。我们在面对湖湘文化的时候，决不能低估了这种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2．移民文化锻造了湖南人吃苦耐劳和拼搏奋发的精神
　 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四十多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可以说没有一个湖南人能听懂省内的所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而不管移民来自哪里，其最根本的特点是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和拼搏的精神，这种气质上承接先人楚文化的跳越浪漫，就形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激越而又有序、笃实而又灵动、浪漫而又实际的鲜明地域。